杂谈:学术与公共事务究竟存在多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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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m God wishes to destroy, he first makes mad.

近一周左右,由于全球疫情又起,中国的舆论方向逐渐由渐进开放回到严防死守。相比于此前战略性的决策调整,此次的调整,是充满斗争意味的。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此前国内抗疫的核心人物之一,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不得不承认,岛主对于张教授是存在一定情感偏向的。主要是因为此前学习General Biology的Immunology部分时在网上参考了他给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的课程《医学免疫学》,张教授的讲解相对来说生动一些,所以令我印象深刻。

有关于进一步“严防死守”的必要性,岛主不想过多论述。如果仅就此前高强在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的批判张文宏观点的文章而言,全面地进一步地“严防死守”,是部分根本没有相关知识(此文中部分内容存在理解性错误,比如认为病毒可被彻底杀死除尽),对病毒、对医学一窍不通的人,完全基于政治的考量(甚至不考虑经济)得到的。而对于纯粹的来源于政治的观点,我想,这只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所以在此无需与之争辩。

所谓的严防死守究竟还有多少潜力可供挖掘,已然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部分人不会承认的是,即便已经严防死守,病毒依然在不断传播,而增强防控措施,是要用经济、用人心来换取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make a bargain,而部分人或许已经步入insane的状态,希望通过让其他人也变得insane,来降低防控措施的强化对人心的影响,从而只损失经济。

回到主题,学术与公共事务究竟存在着多大的距离?张教授是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日常出诊、上课,在学术领域应该可以说是相当优秀了。此次疫情,如果他闭关不出,或是依然埋头做自己的科研,自然不会有现在的这些烦心事。而疫情的状况,可以想到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使比目前略严重,也不至于让张教授本人也染上。张教授此次作为专家指导政府抗疫,确实是非常吃亏的了。

有句老话叫“飞鸟尽,良弓藏”,只是这一次“飞鸟”尚未“尽”,而“良弓”早已“藏”。学者的社会责任、社会参与往往遭到无情的践踏和鄙夷。学术的原则是科学、客观、公益的,事实上公共事务的原则也应当如此。只是目前来看公共事务早已异化,任何的行为都与政治深度绑定,任何的政治都与斗争深度绑定。

学者参与公共事务,出于一颗为了公共利益的炽热心,最终收获的,却只有一颗凉透的心。甚至,学术领域内也有可能被反噬。张文宏教授的博士论文已经被人举报学术不端,据说是综述部分。张教授的博士论文写于2000年,为了把他整倒,部分人专门阅读该文,只能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此前,南开大学校长、著名免疫学家曹雪涛被国际上的知名学术打假人实锤打假六十多篇文章,首都医科大学校长、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又在国内实名举报,最终依然不了了之。两者相对比,很多话已无需多言。

在一个不疯狂的时代,学者以参与公共事务为荣,学有所用,能够帮助到众人。

在一个疯狂的时代,学者最好的做法就是避世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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