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士之精神在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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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主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一直具有一种士的执念。然而,岛主自己从未深入思考过士之精神究竟为何物。这个话题是受了某个podcast的启发。该podcast的嘉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张一南。岛主对张教授无感,也未读过她的著作,没有评价她的权力。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张教授对士族的考察,至少在该podcast中,角度是低而单一的。张主要谈了士在中古时期的有关内容,对更久远的,抑或更近世的士族文化,则缺乏一定的观照。当然,作为外行人,岛主也不应对此作太多的批判,毕竟岛主本人的理解相较张教授相去甚远。出于对历史学的敬畏,本文不会关注士族文化的流变,而是侧重士之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与当代中国的个人生活的关联。

士是什么

既然要谈士之精神,必然要对士本身作一定的考察。之前说了不会谈士族文化之流变,但这点可能是无法规避的。士自战国发源,至唐宋明清趋向成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吴晗先生曾说知识分子、官僚、绅士、士大夫说到底还是一个东西。这些人是士。但士是否就是这些人,这是值得思考的。阎步克先生也引了吴晗先生的观点,但他是在谈“士大夫”,这与“士”是否相同,应当予以讨论。余英时先生认为,士即知识分子。我以为,这是比较合理的定义。如果采纳吴晗先生的观点,可能会造成对士身份上的误解和混乱。吴晗先生的观点是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角度出发的,他强调的是具有这多重身份的人往往是同一种人。那我们今天只谈士之精神和士族文化,就不需要如此复杂。士的核心还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之带来了其他的几重身份。

在之前说的podcast里,张一南教授对士有着更浪漫的,或者是更接近文化史的理解。她认为士是一种文化审美。只有具有对世界的、对道德的、对价值观的审美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士。从严谨的历史学的角度看,这个说法未必是合理的。但是张一南教授所讲的是一种文化传统,抑或文化认同,即只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称为士。这里面包含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历史中形成的对士的理想化的认知。

张一南教授的很多观点我未必是认同的,但她的这个看法我认为是相当符合我想要谈的话题,即士之精神与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的士是什么

在前一部分讲到,吴晗先生的提法容易引发混乱,这是符合实际的。诚然,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这样的提法不会带来多大的问题,甚至是进步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讨论中,这种提法是容易引起混淆的。在当代中国,非常明显的是,官僚、绅士、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虽然很多时候三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集,但同时具备这三种身份的人总的来说是相当稀少的。

那么,当代中国的士,又该如何来定义呢?很显然,官僚和绅士,很难被归到士的范畴,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知识分子,或者最多也就曾经是知识分子。同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古时的士是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但凡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的都可以被称作知识分子。所以,当下的“知识分子”也未必全都是士。

之前说到,张一南教授的观点,对于今天的讨论具有一定的意义,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一种至少合理的对当代中国的士的定义。士需要对世界有着一种审美。这样,士就既不仅仅是文科教授的代名词,也不会因涵盖过广而丧失意义。

何谓对世界的审美

过去的士人,往往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今人所谓“艺术”方面有一定造诣,所以在那时,定义“审美”仿佛很容易。在当代中国,这变得相当困难。对世界的审美,只能从人对社会、对生活的态度体现。这并不是说,古时的士人对社会或者生活毫无特殊的态度。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已将他们的对于世界的审美外化了。

很多人会在此时误解,认为士人一定需要具备高洁的品格,所以当代的士只能是道德无比高尚的人。其实不然,那种人,可以称为圣人。而士需要具备的,是一种原则性,是内心的浪漫和理想主义。比如,面对滔天的洪水,士未必会赶往第一线抗洪救灾,但他会深入思考这件事,从原因到结果,其中有他的好恶,他的喜忧。

但是,这也不是说道德败坏者也配得上士的称号。可以想到,即便是知识分子,即便是大学教授,如若犯下一些现今很常见的错误,也再难以称为士。因为对世界的审美,它至少是一种审美,而不是任意的价值取向。

当代士人生存现状

由于本文写作时间持续太久,在写到这里时,惊悉一代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已于2021年8月1日在普林斯顿逝世。在此先对余先生的离世表示哀悼。余英时先生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便是《士与中国文化》,让本文的写作成了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当然,作为一个普通的历史爱好者(甚至也算不上),这种冥冥的暗合,是一种极大的荣幸,却又是意义极小的。这般遭遇如若发生于某位历史学家身上,想必会觉得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继承余先生的衣钵了。

余英时先生

余先生的逝世,也稍稍改变了本段的写作思路。既然是探讨当代士人的生存现状,像余先生这样的人也应当考虑。

一部分人,他们远渡重洋,在欧洲美洲等地扎下了根,出于文化理想和家国情怀,继续坚守着士人读圣贤书“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他们同样坚持着对于世界的审美,有着自己的好恶喜忧,虽然这种审美往往是政治性的,或者说是与政治挂钩的,但即使是观点与他们相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具有对于世界的审美,坚定地认为世界“应该”如何如何去发展。

大多数士人,还是生活在祖国大陆,严格来说只有也这些人符合本文讨论的主题。

士人的身份认同

中国在早些年盛行过“小资”、“文艺青年”等身份标签,高峰期是在2000~2010年左右,到如今已然消逝或缩水为更小的圈层的标签,再难以具备社会化特征。士人究竟是不是一种标签,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中国但凡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士”,但往往将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身份。这就导致士这个标签永远无法社会化。如果我们暂且将它视为一种身份的标签,就可以发现,它的身份认同,是极其困难的。

再以“小资”和“文艺青年”作为例子来对比。“小资”,首先是由财富决定的,人的财产决定了人可以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是可以逐渐养成的。所以,我在这里说“小资”是一个有了财富就可以获得认同的身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文艺青年”看上去与“小资”没有明显关联,但事实上两者是在同一个链条上的。“文艺青年”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小资”家庭的后代,二是生活方式“小资”而实际资产达不到该量级的年轻人。我在这里不是歧视这些身份标签,而是客观地指出这两者都与资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回到“士”的认同,它与资产的关系就要弱得多。因为,在这个群体中,持有资产数额高的人,甚至反而有可能受到排斥。当然这可以认为是某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士人一定要安贫乐道,或者至少说,不是暴发户速成的。

士人的身份认同所带来的

士的特殊文化意涵使得这种身份认同带来的内容更偏向于自我的慰藉和古典的美学。慰藉自然不必多说,主要是一种精神支持,或可称为信念。而古典的美学不仅仅局限于艺术的审美,也带来了观念层面的些微改变。为什么此处讲的是“些微”,可以理解为是资本对人的生活的极大影响使得人的观念异化。东晋时陶潜可以所谓不为五斗米折腰,种豆南山下;今人除了钢筋水泥的住宅楼外无处栖居,无论是不是士,都难以摆脱束缚。

结语

本次探讨的主题其实是相当宏大的,容量也绝非仅有这区区两千多字。但囿于时间安排以及本人的学识,不可能作过多的讨论,只能说是记录下自己的一点点想法聊以自慰而已。

前面已经提到,在巨大的城市里,人的肉体除了一方斗室早已无处栖居。但人的精神尚有栖居之所,“士”便是其中富有特色的一个。如何在现代化的不断侵蚀下,保有精神上的依靠,“士”与“士之精神”已经给出了一个不错的答案;但是,如何在此后的进程中一直不被解构,是一个我们都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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