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掉的写作该拾起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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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写作的关系,应该始于小学吧。但那时只是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偶尔多写一些,可能也只是为了求得老师的褒奖。那时我说自己热爱写作,现在想来,不过是因为写得还不错,有人欣赏罢了。因为一件事做得顺而成为自己的喜好,我现在是很反感的;当然,大多数情况也就是这样。人往往喜欢自己做得不错的事,因为做不好的,连喜欢的资本也没有。这就扯远了。上面这些话,主要说的就是,我和写作这件事的关系虽然缘起于小学时代,但是它真正给我的生活带来意义,并不是在那个时候。

初中严苛的管理,在那时被多数同学诟病,也包括我自己。其实,这套制度在诸多方面,于我都是有利的;而且,我迄今未能明确地指出其一条弊病。正是其严格的管理,让我开始在晚自习结束前的十几分钟进行写作。写的文字甚至不能称为文章,只能说是一些零散的文段而已。从那时开始,写作成为了我个人记录生活、宣泄情感的工具。那时候的写作,还是颇具文艺色彩的。由于当时的语文老师周仁爱先生(暂且尊称为先生)在文澜文学社以及日常与我的交流中,多有流露出对我的欣赏,他对人文的关怀,也为我所接受。直到初中时,我方才迎来人文的启蒙。此前阅读了那么多书,终究只能算作语言训练。虽然即使到现在,我的文章依然没有深刻的意涵,或许这一生只能如此;但从初中开始我有了方向,追求文字的意涵而非言辞的华美。如果将言辞主要依赖写作者之口(或手),那文字的意涵,便主要依赖写作者之心。之后我的写作往往在写时有种与心连通的感觉,即便现在,也是如此。高中的整体情况,其实与初中相差无几,只不过由于时间安排更为紧张,写作相比初中,更成了一种奢侈而已。

从初中开始的写作,进入了一种更为私密的状态,这也是导致我大学第一年几乎未能写下任何文字的主要原因。最近我在没有人的实验室里,方能写下一点小文章。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当进入大学,学科的界线已然十分明朗:一个人终究只有一样可被称为“专业”的本领,其他的事,都变成了“非专业的”“爱好”。这种“非专业性”让我几乎天然地与学术化的历史或哲学书籍渐行渐远。只有文学作品,我还依然有所涉猎。在选定专业前,我冀望于阅读海德格尔、萨特;最近读的哲学书已然是刘擎老师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一本薄薄的普及读物,近来十分热销。此前我天真地以为无论学了什么专业,我都依然能够闲来读读陈寅恪、邓广铭等大师作品,与历史专业学生比,只是少了些专业课。而今发现,《金明馆丛稿》(我甚至已经记不清楚名字)是专业学生学完专业课后的读物,为的是提升自我;同样的,我也需要提升自我,但我应该花时间去读的,是《Advanced Organic Chemistry》,是《The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的新鲜文章。我,与他们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连我们的目的也基本一致,为了今后某地的一个研究职位。但是,我们手里的书,赋予了相像的人以截然不同的未来。我确实可以,在仅剩的闲暇时间,读读《金明馆丛稿》,但竖排与繁体恐怕会让这点闲暇也变得令人头痛。我和历史学的渐远,确实是我主动的选择,但这种主动中,又包含了多少强迫与无奈呢?现在的我,与真正的、严肃的历史学,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不得不面对的,是一个在今后数十年内,也将缺乏人文素质,仅凭一点点所谓人文精神驱动着的,“伪文化人”的自我。“真”文化人的未来,已然成为一个目前尚不知在何处的教职的牺牲品。

现在,我确实捡起了原先失掉一年多的写作,我也确实充满了表达的欲望。但我可能退回到了,比初中时更低的水准。小学时的我,还可舞文弄墨;而今我只能在键盘上敲下一篇既不华美、也不深刻的文章。这所学校也几无文化气息,这并不仅是因为学科建设,毕竟学术精神、学术氛围并不随学科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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